重组，是企业最直接的做大方式，但并不意味着企业从此就一定更强。
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主要还是依靠市场调节来解决，暂不会有直接的政策调控。第二，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我国经济呈现稳定恢复态势，稳中加固、稳中向好。
因此，度过了一年中最平淡的日子，四月中旬之后的煤炭市场一片光明，煤炭供需两旺成为主线，港口煤价总体向上攀高。秦皇岛港是煤炭市场的晴雨表，也是煤炭价格的风向标，秦港存煤长期处于低位水平，港口煤价上涨的几率增加。第五，进口煤补充有限的情况下，国内煤炭再受青睐，北煤南运仍为主线。而其他进口国蒙古国正在修铁路，俄罗斯正在建设港口和铁路，年内煤炭外运难有大幅增长。即使今年后八个月，煤价有涨、有停、有跌，但基本保持大涨小跌，总体价格向上的走势。
(本文章为鄂尔多斯煤炭网独家报道，转载请标明出处，谢谢!)。度过了一年最难熬的日子，后续市场将一马平川，煤价将进入涨10元跌3元的模式。但由于人为的原因，简单问题复杂化，技术问题被异化，导致不能对症下药，八年治霾效果并不理想。
中国应该不会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因为没有强大的资本为纽带的私人利益集团（美国），或无法替代也没有治理措施的燃煤污染（英国伦敦）。九、重点区域密集分布的大型电力或工业燃煤烟气治理设施，具有某几类相同的缺陷，在相同的刺激政策下，按照统一的新标准，采取一致行动，才可能导致出现突然、持续、大范围、严重且年年暴发的大雾霾1、发达国家20世纪5次最严重大气污染灾难，都发生在很小的区域20世纪5次最严重大气污染灾难，都是发生在很小的区域，如河谷、山谷、入海口等。显然，相对雾霾治理，超低排放并非对症下药按照PM2.5质量浓度已经下降到雾霾大暴发前的50%，霾、雾和轻雾天数应该是雾霾大暴发前的一半，山东省平均应该在15天左右，但实际天数至今仍是这个数值的十几倍，令人难以置信。一般而言，对煤炭消费量的控制，有利于降低PM2.5的质量浓度。
雾霾天数暴增和PM2.5质量浓度或煤炭消费量，在年度间也没有多少关联关系。如果北京最先达到成霾条件，就会出现比外地非禁煤区更严重的雾霾。
显然，传统治理技术的负作用是雾霾反弹的主要原因，而不恰当的过严管控，往往会带来相反的效果。其中也进行了多年雾霾成因的探究、争论，也有利益集团一次次的否认和国会议案级别的博弈。新上相关设施采用新型干法设施，避免产生湿烟气。二、2013年中国北方暴发大雾霾并持续至今，是可以确认的事实首先简要梳理一下电厂和工业燃煤烟气治理的演变过程。
即通过打补丁，实现低成本治霾在财力允许或外部压力加大时，淘汰仍有缺陷的打过补丁的烟气治理设施，更换为先进且不存在致霾缺陷的脱硫脱硝技术设施。这是找到雾霾大暴发的钥匙，但由于当时数据难以拿到，错失搞清楚主因的机会。这两项监管缺陷会加剧低温季节时高湿、静稳气象条件的形成，导致雾霾更早、更多、更严重的发生。北京本地也产生其他形式的细颗粒物。
但是，山东省的能见度2019年没有明显改善，2020年也差不多，没有收到预期效果，主要还是没有对症下药。2、进一步印证导致2013年初开始的雾霾大暴发主因，是燃煤烟气治理缺陷，而不是散煤燃烧、机动车等大型电力或工业燃煤烟气治理设施产生的超细颗粒物，以及过量氨气等污染物在大气中二次复合形成的超细颗粒物，在大气中难以沉降，每天累积，直到大的风吹走或随雨水降到地面，或雾霾大暴发之后的湿沉降。
即使有局部的、细节性的不确定性，但整体结论应该不会存在问题。导致能见度低的超细颗粒物，粒径极小，但对健康的影响一点也不小，甚至更要命，需要根治。
雾霾治理的技术方面，经过8年治霾，已研发出许多成熟技术，如喷淋、冷凝、除湿、过程优化等很多适用技术，可在超低排放措施基础上，通过打补丁的方式，对准治理目标，低成本、大幅度的降低致霾污染物排放。除雾器堵塞，烟气流速或烟囱设计不合理，都属于烟气治理设施的缺陷。在特殊的燃煤烟气治理技术和管理措施突变下，PM2.5质量浓度没有多大变化，但数浓度暴升上百倍，从而造成2013年开始的雾霾大爆发。北京煤改气后，水气排放增加，在特定的敏感时间段，促进二次细颗粒物长大，加剧雾霾程度。实际上，进一步统计北京每年的每小时PM2.5大于300的小时数，2013年是2012年的2倍，也表现出突变。燃煤烟气治理：主要指电力和其它行业采用湿法脱硫、氨法脱硝的大型燃煤烟气治理设施，并非指散煤治理的气代煤、电代煤等零散措施。
类似沈阳2013年雾霾大爆发，煤炭消费量当时已经比2000年前后下降很多。这也是烟气治理存在的缺陷。
5、2013年前后湿烟气排放、取消GGH、脱硝等烟气治理带来的突变2013年前后湿烟气排放、取消GGH、脱硝等烟气治理带来的突变还有：湿法脱硫脱硝后的湿烟气中，有粒径极小、数量极大的可凝结颗粒物（CPM）脱硝氨（或铵根）全生命周期排放，为以盐为主的霾的生成，提供了原来缺乏的碱性物质湿烟气中有极小的雾滴被机械携带，雾滴中有水溶性盐湿法脱硫后的湿烟气，增加了低温时段大气相对湿度，促进致霾气象条件更多更快形成和持续时间增加湿烟气形成的烟羽有很好的形成硫酸盐的条件，并在其中形成新的超细颗粒物非常规超细颗粒物在干燥和寒冷的北方秋冬季节长时间累积和传输，表现出数浓度极高，但质量浓度很低在湿度大的静稳天气，大气中长时间不衰减累积的数浓度很高的超细颗粒物开始凝并，数浓度快速降低，粒径变大，质量浓度迅速升高，并表现出明显的雾霾状态。（燃煤）烟气治理：专门指出烟气治理，是为了排除煤炭燃烧量、煤炭燃烧技术、发电技术、建筑工地扬尘、机动车数量等其他变量或环节产生的污染。
4、煤炭消费总量与PM2.5质量浓度2007年开始脱钩，以此为抓手治霾，并非精准煤炭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电力的基础能源，逐渐成为在开发和利用过程中破坏生态环境和危害公众身体健康的代名词。但真正导致雾霾大暴发的发生突变的污染源，如可凝结颗粒物、氨/铵过度排放、机械携带雾滴的水汽等，并没有在PM2.5源解析的范围内，也没有纳入监测和控制范围。
6、以雾霾频发为表征的环境容量大幅降低，是由于非常规污染物浓度和排放量暴升，而常规污染物排放同期大幅度下降，二者由于烟气治理设施的缺陷而成为表面上的因果关系图3 环境容量大幅降低的真实原因，是非常规污染物浓度暴升（图3为山东省不考虑2012年后轻雾的雾霾天数，2013年、2014年连续两年翻番式上升，以雾霾天数衡量的污染物排放量是大气环境容量的4倍。结合湿法脱硫脱硝后的燃煤烟气治理导致PM2.5质量浓度降低，但PM2.5数浓度几十或上百倍暴升的证据，可以判断是PM2.5的数浓度导致2013年开始的雾霾大爆发，而不是质量浓度。但是，以能见度为特征的霾、雾和轻雾的天数没有下降多少，仍在雾霾大爆发后的高位运行。否则，治霾很难对症下药。
如果继续沿着治理酸雨的路径下去，一条路走到黑，治理好雾霾遥遥无期。雾霾期间，治理过程犹如陷入死循环：雾霾重了，拼命要求氮氧化合物等污染物减排。
实际上，雾霾是因为常规污染物治理设施存在缺陷而次生的灾害。这也验证了我们几年前通过臭氧浓度和雾霾天数突变，发现二者很大程度上同根同源的结论，尽管原因解释不完全相同。
治理酸雨主要是治理酸，二者有根本的不同。标准缺陷，如过低的氮氧化物排放标准导致过量的喷氨，最终通过氨/铵等以多种形式排放到大气中。
七、作为绩效考核指标和指挥棒的PM2.5质量浓度和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并非雾霾治理的关键变量1、PM2.5的质量浓度并不能反映雾霾大暴发的实际，它并非是雾霾治理这个始于2013年的极其紧迫和重要问题的关键变量如果是的话，雾霾应该在其峰值的2006年大暴发，而不是2013年开始。其所涉及的系统也没有多复杂，从突变角度很容易发现导致雾霾大爆发的根本原因，对症下药也应该很快能够见效。但如果以气象条件差距很大的中国中东部的数据，来否定面积已经非常大的华北平原或山东省等雾霾重点地区的数据分析结果，既不可能，也容易让人怀疑其动机。以此指导蓝天保卫战，贻误战机是必然结果八、因新冠疫情封城或大范围经济活动近乎停滞期间，雾霾仍频发，反证了不能停歇的电力、钢铁、焦化等行业的燃煤烟气治理设施的缺陷，是雾霾大暴发的根本原因1、新冠疫情期间雾霾依旧，因为导致雾霾产生的关键污染物排放依旧2020年春节新冠疫情期间，经济基本停滞，但雾霾依旧。
图5 雾霾天数与湿法脱硫的煤炭消费量高度相关这些非常规污染物包括可凝结颗粒物（CPM），脱硝过量喷氨导致的多种形式氨/铵排放，溶解固形物被机械携带、取消或没有GGH后湿烟羽中形成的超细颗粒物等。其中两次发生面积最大的雾霾，是伦敦煤烟型雾霾和洛杉矶光化学污染型雾霾，都发生在几十公里的范围内。
除直接污染物排放外，煤炭燃烧排放所产生的化学污染物是形成PM2.5主要化学前体物，二次性PM2.5贡献率在不同地区在51%-61%之间，平均值为56%，大面积雾霾的出现与煤炭的燃烧利用以及工业废气的排放紧密相关。因为企业被关闭、被季节性关闭或雾霾前后临时性停产等，每年导致的经济损失更是不计其数。
最大的几次雾霾弥漫多个省，横跨上千公里。重灾区华北平原的面积也非常大。